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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正丰一呆，“你另几个包里是什么……？”“废纸。”“啊。”曾家辉淡淡的道：“你也别惊叹，我当时可没说那里是钱，那只是你自己猜想罢了。现在我想问的是，你这个砖厂合法吗？也就是说你这个砖厂现在有什么手续吗？有营业执照吗？”蒋正丰没有立即作答，而是盯着曾家辉，“能告诉我，你究竟是谁吗？”“我叫曾家辉。”“你以前是做什么的？”“以前是团的干部，现在是事件的调查组长。你也别有什么疑问，团干部本来不应该管你这事儿，可我来调查不是自己的意思。这是上层打击黑窑的决心，是组织的安排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老实的配合调查、接受查办………”蒋正丰总算知道曾家辉是什么人了，可惜有些晚了，只能点头道：“我的窑厂什么手续也没有。”“什么手续都没有？”“嗯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还能在那儿生产？”“像我这小砖厂都没有手续，都干着了，也不是一家两家。”“还有吗？”“小砖厂多了，不过就是我用了较多的外地人，别的有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。”曾家辉对这个说法，自然相信。“包工头在逃，可他用工，你也在窑厂，你就没劝过他么、而且据我所知，你也间接参与了非法用工。”“算是吧，因为我不帮忙，他交不齐承包款。”“那些童工，你们除了抢来的，还有骗来的，其他有没有来源渠道？”“多数是买来的。”“从哪儿买？”“黑介绍所。”“一个人多少钱？”“一般一个人有三四百、四五百，这几年随着物价上涨，今年的涨到六七百了，反正你不买他总有人买，我们也不会讲什么价。”曾家辉不知说什么好，“身价跟物价涨？”“怎么计算的不清楚，反正人家说车费、介绍费上涨，也就跟着要涨。”曾家辉无法想像这个黑劳工市场，反正在这次行动之中，查获了几十家黑窑厂，黑工达到了数千人，其中童工、智障人士就有一千多人，痛心之处也就可想而知。由天黑山村蒋正丰的这家窑厂包工头在逃，曾家辉只能把这些情况找另一名窑主进行询问印证。另外几个黑砖窑的包工头透露，在眼下国内部分城市的交通枢纽，普遍存在很多地下非法劳务市场即“黑中介”。事实上，这些“黑中介”早已成为各地“黑砖窑”“采石厂”“小煤窑”等场所非法用工的真正“源头”，其中窑工最容易从火车站骗来。曾家辉让派出所的人提了一名包工头过来，问道：“你多大年纪？”“36。”曾家辉在心暗骂了一声“三流”、九流都不如，“那你是哪儿人？”“我不是本地的，是从外省过来承包的。”“哦，你为什么要到三江省承包砖窑？”“我在老家干过砖窑，熟悉流程。”“你跟窑主承包的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哪些？”“我只承包窑主出砖，出一万块砖窑主给我几十块钱，不负责销售什么的，我只负责招用农民工、安排他们吃住、付他们的工钱，以及对他们的日常管理等工作。”“你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农民工？”“火车站就可以找到农民工。一般火车站周围都有一个很大的中介市场，不正规，其实就是黑中介。那个地方每天有上千人在活动，全国各地的都有，这其中有的是找活干，有的是找农民工，可热闹了。实际上，火车站这个市场已经存在很多年了，我们都知道招用农民工到哪里最容易找到。此外，也有一些劳务中介市场，事实上，眼下许多地方的火车站、汽车站已经成了劳务中介市场。”“你怎么找到干活的人，通过什么渠道？”据这名包工头介绍，在火车站有不少想找活干的农民工，常常是写上一块牌子，放在自己的脚下；此外，火车站周围的旅馆、饭馆为了招收临时工，采取同样的方法，这其中有的是正规的，有的是偷偷干的；有一些人会走到农民工面前询问：你想找活干，还是想找干活的？不少像社会痞子和小混混的就专门干这个“差使”，他们不会告诉你自己的真实姓名，只是告诉你一个小名、绰号或者姓氏，像“黑蛋”、“小陈”什么的……他们相互联系的方式比较固定，他们若是出面，外地来的农民工一般会跟着他们走，原因是害怕他们。曾家辉倒是了解过这样的情况，“那你招用去砖窑干活的农民工容易吗？”包工头表示还是有点困难，“年轻人或者有点本事的不愿意干，若想找到一批工人往往需要等上好几天甚至一个星期。比如，我承包的砖场需要招用三十多个农民工，因为一次招不够，所以一共分成四五批次的招。”“你找来这些民工，采用的是什么方法？你付出了多少本钱？”包工头似乎想了一会儿，在一旁的民警严厉的让他老实交待之后，才慢慢的道：“少数是我自己找来的，大部分是通过当地人在火车站帮忙找来的。一个叫黑蛋的人就给我介绍了七八个农民工，我当时在火车站附近租了几间房子，找来的农民工就住在那里，等凑够一车人，便叫来出租车将他们送来。此外，这几十个农民工分别来自不同的省市。要说花销也是很多的，首先要付介绍费。黑蛋他们每向熟人介绍１个农民工需收取一百块，倘若是向生人介绍则需收取三四百元。对我而言，由于是按照熟人介绍收费标准，所以只收取了一千多元，加上租房和租车的花销，拉一车人过来需要两千多块的样子。”“你招用的农民工之中有未成年人吗？”包工头有点支吾，半天才道：“有还是有的，反正多数人都没有身份证，具体多大我也不清楚。”“你给农民工的待遇是什么情况？”“如果农民工一天能出够几万块砖，一个工人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一千多块钱，这个收入水平在这边算是一般情况。”他的这一番话，在民警的审讯记录中也得到了印证。接下来，他决定再去一次黑山村，调查需要进一步通过当地人提供情况。调查组对镇黑山村村民也进行走访调查，“你们了解这些民工生活么？”村民们反应：“他们就是干活，不干活就是吃饭。”“你们怎么不到窑厂出工？”“我们出工要钱，那些民工都是免费劳力。”“你们平时能关注到他们吗？”村民摇头，“我们不进去，那儿又没有我们要干的活，我们自己也忙，没空去关注。”事不关已，高高挂起。曾家辉知道村民们并不是忙而不关注，更不没空。事实上，窑工们被虐的这个砖窑并不荒僻，位置在黑山村东南角的一个小山沟，占地几十亩，砖厂晒砖的空地就是很多村民的地头，旁边还有小卖部和饭馆儿。但是，对于砖窑里的所发生的一切，似乎并没有引起村民们的注意。”一座一度挣扎在赢亏边缘的砖窑，如何在这两年成为“人间地狱”？一个党龄32年的村支书，何以成为黑砖窑的“保护伞”？长达几年时间里，相关职能部门屡屡造访，为何总是“视而不见”？持续这么多天的“风暴”，让这个令全国侧目的黑砖窑只剩下断瓦残垣。那几十个出砖口均被泥土填封。对这些，曾家辉专门找了蒋老板的妻子。“事实上，前两年窑场一直没有挣到什么钱。每年也就几百万砖。”窑主蒋正丰的妻子说。而砖窑最初两年的效益不佳，直接源于早期雇佣本地工人的生产方式。“以每天几十块的工钱，只能雇到年老体弱的妇女。”蒋正丰的妻子说，“一遇到下雨，找不到人干活，只能干看着砖坯被淋烂。”黑山村并无多少村办企业，大多青壮年劳力要么外出打工，要么到附近的煤矿里挖煤。砖窑因为属于重体力活，工资又远不及挖煤，一直少有青壮年问津。而整个石城县的砖窑数目，当地政府披露为一百多座有95%以上无合法手续。曾家辉带领调查组走访邻近多名砖窑主后获悉，由于砖窑所需的原料，黏土几乎免费，人力成本在砖窑经营中所占比例巨大。所以“要想扩大利润，只能在这上面做文章”。这直接导致了窑主蒋正丰与包工头之相达成共识。蒋正丰经营砖厂，但下面还有一个承包人，从蒋正丰家属出示的字据显示：一年蒋正丰需要支付给包工头六十万元左右的工资费用，依照一百人的规模，每人每月只有五百多元的工资，包工头还得赚取其间的主要部分。这一标的低得出奇的的承包协议的签定，从一开始就明显意味着所雇佣窑工的特殊性。而作为窑主的蒋正丰却与包工头达成默契，甚至作为协议知情者的村支书也未表示任何怀疑。